“与印度软件业比较，大体上中国不乏人才，但缺乏的是与国际软件市场接轨的策略及更到位的政府支持。企业本身的问题在于研发缺乏核心技术，技术管理水平低，软件产品定位狭窄。”蓝点软件董事长康哲对记者说，“印度的技术管理水平、市场国际化程度、员工素质，诸如英语沟通能力、源于专注的团队合作精神等都比中国软件公司强。”
“归根结底还是国际化的问题，如果将国内的软件企业比喻成游兵散勇式的手工作坊，那么印度则是流水作业的正规军，因为这种原因，同样的一单软件工程，我们的能拿到的价格比印度要低到30%以上”。丁亮对此深有感触。
根据中国软件工业协会统计，目前97%的中国软件公司员工不超过200人，开发管理模式还仅限于小型项目。而印度约有28万软件工程师，平均每个企业280人，而中国仅仅有大约10万软件开发人员，却分布在5000多个企业里。
中国包括金蝶的徐少春、用友的王文京、四通的王志东、金山的裘伯君等软件精英身上多少都带有“个人英雄”的痕迹。如果说早期中国软件业的发展需要这些英雄们的呐喊与布道，那么进入国际化轨迹的前提便是英雄模式的自我灭亡，融入软件工程管理的专家模式。
国际化与CMM论证
中国软件产业奢谈国际化，不能不提CMM软件工程标准认证。就象是ISO 9000系列标准一样，这是中国软件企业迈入国际化门槛的必经之路。
CMM全称“软件能力成熟模型”，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院用来评估软件生产质量保证的模式。CMM共分五级，每一级都定义了达到该级标准所需每个关键过程应该达到的水平，并针对每一关键过程作出推荐性的具体方法。
目前中国唯有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顺利通过了CMM五级论证，而负责这个项目的摩托罗拉亚太区研发中心主任李启煊却被丁亮挖了过来，空降成创智的执行副总裁兼CTO及创智电信的总裁。
传说中吴士宏在TCL的年薪是300万元，谭智到8848的年薪是400万元，“李启煊到创智的年薪肯定要高于他们，我们的技术研发人员的薪水也平均高于印度软件技术人员的水准”。对于创智而言，丁亮通过“借壳上市”使企业步入了规模化发展轨道，而下一步便是解决国际化的难题。“全球软件市场是个2万亿美元的大市场，创智只有走上国际化的道路才能有更大的市场。所以我们现在的一系列动作，包括产品开发、管理队伍、技术结合都将走这条道路”。
在国际化这条道上，创智已经走了很远。丁亮投资数亿元将开发基地设在长沙，并先后在北京、深圳等地建立了多点协同的高级研发机构——创智研究院，吸引了不少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在业界的影响不亚于微软中国研究院等外企的大研究院，并建立日本创智株式会社，美国创智公司两家海外机构，对于丁亮而言，“做中国的Oracle不是目标，但2003年肯定要成为国内最高水平的软件公司。”
丁亮很聪明，他看到了WTO进入中国后软件产业的未来，“海外软件大鳄留给我们最多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还不能走出去迎头狙击，那么只有等待死亡”。
WTO引发的当然不只是“狼来了”的恐慌，也有机遇，康哲相信“WTO也会有很好的正面影响。可以帮助中国IT业进入国际大循环。象三来一补般，做OUT SOURCING编程外包业务的企业如果能把握机会，与国外IT企业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培养起一批国际化的种子企业和优秀管理人才。随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找准市场之后，便有资格与国际软件企业站到同一起跑线上一起竞争。”
“中国软件产业刚刚站到发展的起跑线上，各种资源还有待整合，企业和政府还需要做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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